原标题：涉外民商事司法管辖前沿问题探究

□ 吴金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近年来，我国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高速攀升态势。实践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新型管辖连接因素不断出现；二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方式，约定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明显增加。面对不断更新迭代的司法需求，2023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管辖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何准确理解与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司法管辖的精神与意旨、如何以依法行使涉外司法管辖权为载体，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治理，有效树立大国司法形象，需要结合审判实践持续探索研究。

关于“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理解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可以根据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来确定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即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以及代表机构住所地。因上述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均得以完整保留，实践中通常将上述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称为传统管辖连接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与全球国际经贸关系的纵深推进，传统的管辖规则已经难以适应跨境交易往来的现实需要。如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投资或进行跨境贸易时利益受损，所涉诉讼可能难以归入上述6类地域管辖的覆盖范围，若严格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管辖，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向我国法院寻求救济。在涉及关键领域、重要产业的纠纷中，还可能因缺少管辖权依据导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现象。有鉴于此，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中增设“适当联系”管辖规则，规定除符合前述6类地域管辖规则之外，如“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说，“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确立，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与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相比，“适当联系”是一个较为原则、相对抽象的表述。具体何为“适当”，须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论证。因此，如何精准判断涉外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是否达到“适当”这一标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核心所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适当联系”的提法具有其独创性，既有别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所采用的“实际联系”，亦不同于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合理联系”“必要联系”等表述。从体系理解角度看，“适当联系”规则使得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种具体的连接点，而是允许法院基于案件整体情况，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涉外纠纷与我国是否存在必要且适度的关联作出综合判断，在防止管辖权不当扩张与满足实践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判断“适当联系”可以结合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纠纷类型（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可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等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可考虑合同磋商地、相关权利登记地、重要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关联诉讼管辖地等。在综合考量相关连接因素的基础上，还应考虑这些联系的整体“重量”，看其必要性、适当性与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的紧密程度能否在总体上“大体相当”，以确保涉外司法管辖的谦抑性与谨慎性。

对于“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准确应用

随着跨境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纠纷中的管辖连接因素也持续呈现新的形态，对于管辖连接点的具体认定提出了挑战。例如，由于数字贸易的发展以及在线交易模式的普及，“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分辨或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许多当事人倾向于直接援引“适当联系”规则主张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以回避论证是否存在传统管辖连接点的问题。那么，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之间的界限为何？

从法律规范的体系理解与适用顺序来看，应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和第2款作为整体进行理解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为一般地域管辖规则，而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前所述，“适当联系”规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强调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适度性；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相配合，形成“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管辖规则组合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穷尽该条第1款明确列举的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均无法认定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再适用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当联系”规则。换言之，适用“适当联系”规则存在一个前提，即该涉外纠纷中的管辖因素不符合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否则，对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将会超出“适当联系”的应有界限，可能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体系的混乱。已有研究显示，一些司法裁判的说理中也出现了对于“适当联系”规则适用的扩大化倾向。这属于对“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理解偏误，应予校正。与此相似，实践中还存在未论证是否符合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径行适用“适当联系”规则，或在当事人应诉前提下仍适用“适当联系”规则的情形，均属于对现行涉外法定管辖规则的错误适用，应当予以避免。

关于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

取消涉外纠纷与管辖法院之间需具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性要求，是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亮点。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中，对于涉外管辖协议的要求仅限于“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即只要求当事人之间就选择我国法院管辖达成书面形式的明确合意。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在2012年修正时，民事诉讼法曾删除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将涉外协议管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统一规定于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必须与纠纷存在实际联系，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随着涉外民商事交易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上述限制性规定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需要以及弱化实际联系的国际趋势已不相匹配。因此，取消“实际联系”要求的立法变革，体现了充分尊重涉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与顺应国际趋势的大国态度，从制度设计上清晰体现了鼓励境外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导向。

实践中，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所作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是协议管辖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在非涉外的协议管辖领域，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管辖协议将被认定为存在效力瑕疵乃至无效。如果涉外管辖协议出现此类情形，其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立法沿革及意旨可以看出，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管辖规则，均不应对管辖协议的法律效力构成影响。尤其是协议一方或双方为外籍当事人时，当事人通常并不熟悉我国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及相应司法实践，如要求当事人将协议选择的法院明确至特定法院，不利于充分保障其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自主意愿。因此，只要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达成了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合意，我国法院即据此享有司法管辖权。

在管辖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具体管辖法院又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司法管辖权的产生依据来看，一国法院既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法定管辖权，也可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行使协议管辖权。外国当事人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能够体现当事人对于该国司法能力与法治环境的充分信任。因此，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的条件下，应当最大程度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给予当事人通过补充协商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机会。另外，具体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司法管辖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予以审查处理。（吴金水）

原标题：涉外民商事司法管辖前沿问题探究

□ 吴金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近年来，我国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高速攀升态势。实践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新型管辖连接因素不断出现；二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方式，约定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明显增加。面对不断更新迭代的司法需求，2023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管辖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何准确理解与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司法管辖的精神与意旨、如何以依法行使涉外司法管辖权为载体，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治理，有效树立大国司法形象，需要结合审判实践持续探索研究。

关于“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理解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可以根据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来确定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即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以及代表机构住所地。因上述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均得以完整保留，实践中通常将上述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称为传统管辖连接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与全球国际经贸关系的纵深推进，传统的管辖规则已经难以适应跨境交易往来的现实需要。如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投资或进行跨境贸易时利益受损，所涉诉讼可能难以归入上述6类地域管辖的覆盖范围，若严格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管辖，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向我国法院寻求救济。在涉及关键领域、重要产业的纠纷中，还可能因缺少管辖权依据导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现象。有鉴于此，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中增设“适当联系”管辖规则，规定除符合前述6类地域管辖规则之外，如“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说，“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确立，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与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相比，“适当联系”是一个较为原则、相对抽象的表述。具体何为“适当”，须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论证。因此，如何精准判断涉外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是否达到“适当”这一标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核心所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适当联系”的提法具有其独创性，既有别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所采用的“实际联系”，亦不同于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合理联系”“必要联系”等表述。从体系理解角度看，“适当联系”规则使得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种具体的连接点，而是允许法院基于案件整体情况，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涉外纠纷与我国是否存在必要且适度的关联作出综合判断，在防止管辖权不当扩张与满足实践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判断“适当联系”可以结合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纠纷类型（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可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等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可考虑合同磋商地、相关权利登记地、重要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关联诉讼管辖地等。在综合考量相关连接因素的基础上，还应考虑这些联系的整体“重量”，看其必要性、适当性与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的紧密程度能否在总体上“大体相当”，以确保涉外司法管辖的谦抑性与谨慎性。

对于“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准确应用

随着跨境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纠纷中的管辖连接因素也持续呈现新的形态，对于管辖连接点的具体认定提出了挑战。例如，由于数字贸易的发展以及在线交易模式的普及，“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分辨或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许多当事人倾向于直接援引“适当联系”规则主张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以回避论证是否存在传统管辖连接点的问题。那么，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之间的界限为何？

从法律规范的体系理解与适用顺序来看，应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和第2款作为整体进行理解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为一般地域管辖规则，而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前所述，“适当联系”规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强调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适度性；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相配合，形成“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管辖规则组合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穷尽该条第1款明确列举的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均无法认定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再适用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当联系”规则。换言之，适用“适当联系”规则存在一个前提，即该涉外纠纷中的管辖因素不符合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否则，对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将会超出“适当联系”的应有界限，可能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体系的混乱。已有研究显示，一些司法裁判的说理中也出现了对于“适当联系”规则适用的扩大化倾向。这属于对“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理解偏误，应予校正。与此相似，实践中还存在未论证是否符合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径行适用“适当联系”规则，或在当事人应诉前提下仍适用“适当联系”规则的情形，均属于对现行涉外法定管辖规则的错误适用，应当予以避免。

关于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

取消涉外纠纷与管辖法院之间需具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性要求，是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亮点。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中，对于涉外管辖协议的要求仅限于“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即只要求当事人之间就选择我国法院管辖达成书面形式的明确合意。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在2012年修正时，民事诉讼法曾删除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将涉外协议管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统一规定于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必须与纠纷存在实际联系，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随着涉外民商事交易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上述限制性规定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需要以及弱化实际联系的国际趋势已不相匹配。因此，取消“实际联系”要求的立法变革，体现了充分尊重涉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与顺应国际趋势的大国态度，从制度设计上清晰体现了鼓励境外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导向。

实践中，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所作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是协议管辖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在非涉外的协议管辖领域，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管辖协议将被认定为存在效力瑕疵乃至无效。如果涉外管辖协议出现此类情形，其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立法沿革及意旨可以看出，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管辖规则，均不应对管辖协议的法律效力构成影响。尤其是协议一方或双方为外籍当事人时，当事人通常并不熟悉我国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及相应司法实践，如要求当事人将协议选择的法院明确至特定法院，不利于充分保障其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自主意愿。因此，只要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达成了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合意，我国法院即据此享有司法管辖权。

在管辖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具体管辖法院又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司法管辖权的产生依据来看，一国法院既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法定管辖权，也可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行使协议管辖权。外国当事人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能够体现当事人对于该国司法能力与法治环境的充分信任。因此，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的条件下，应当最大程度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给予当事人通过补充协商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机会。另外，具体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司法管辖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予以审查处理。（吴金水）

原标题：涉外民商事司法管辖前沿问题探究

□ 吴金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近年来，我国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高速攀升态势。实践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新型管辖连接因素不断出现；二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方式，约定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明显增加。面对不断更新迭代的司法需求，2023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管辖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何准确理解与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司法管辖的精神与意旨、如何以依法行使涉外司法管辖权为载体，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治理，有效树立大国司法形象，需要结合审判实践持续探索研究。

关于“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理解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可以根据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来确定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即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以及代表机构住所地。因上述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均得以完整保留，实践中通常将上述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称为传统管辖连接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与全球国际经贸关系的纵深推进，传统的管辖规则已经难以适应跨境交易往来的现实需要。如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投资或进行跨境贸易时利益受损，所涉诉讼可能难以归入上述6类地域管辖的覆盖范围，若严格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管辖，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向我国法院寻求救济。在涉及关键领域、重要产业的纠纷中，还可能因缺少管辖权依据导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现象。有鉴于此，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中增设“适当联系”管辖规则，规定除符合前述6类地域管辖规则之外，如“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说，“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确立，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与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相比，“适当联系”是一个较为原则、相对抽象的表述。具体何为“适当”，须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论证。因此，如何精准判断涉外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是否达到“适当”这一标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核心所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适当联系”的提法具有其独创性，既有别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所采用的“实际联系”，亦不同于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合理联系”“必要联系”等表述。从体系理解角度看，“适当联系”规则使得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种具体的连接点，而是允许法院基于案件整体情况，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涉外纠纷与我国是否存在必要且适度的关联作出综合判断，在防止管辖权不当扩张与满足实践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判断“适当联系”可以结合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纠纷类型（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可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等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可考虑合同磋商地、相关权利登记地、重要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关联诉讼管辖地等。在综合考量相关连接因素的基础上，还应考虑这些联系的整体“重量”，看其必要性、适当性与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的紧密程度能否在总体上“大体相当”，以确保涉外司法管辖的谦抑性与谨慎性。

对于“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准确应用

随着跨境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纠纷中的管辖连接因素也持续呈现新的形态，对于管辖连接点的具体认定提出了挑战。例如，由于数字贸易的发展以及在线交易模式的普及，“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分辨或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许多当事人倾向于直接援引“适当联系”规则主张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以回避论证是否存在传统管辖连接点的问题。那么，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之间的界限为何？

从法律规范的体系理解与适用顺序来看，应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和第2款作为整体进行理解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为一般地域管辖规则，而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前所述，“适当联系”规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强调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适度性；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相配合，形成“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管辖规则组合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穷尽该条第1款明确列举的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均无法认定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再适用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当联系”规则。换言之，适用“适当联系”规则存在一个前提，即该涉外纠纷中的管辖因素不符合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否则，对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将会超出“适当联系”的应有界限，可能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体系的混乱。已有研究显示，一些司法裁判的说理中也出现了对于“适当联系”规则适用的扩大化倾向。这属于对“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理解偏误，应予校正。与此相似，实践中还存在未论证是否符合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径行适用“适当联系”规则，或在当事人应诉前提下仍适用“适当联系”规则的情形，均属于对现行涉外法定管辖规则的错误适用，应当予以避免。

关于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

取消涉外纠纷与管辖法院之间需具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性要求，是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亮点。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中，对于涉外管辖协议的要求仅限于“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即只要求当事人之间就选择我国法院管辖达成书面形式的明确合意。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在2012年修正时，民事诉讼法曾删除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将涉外协议管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统一规定于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必须与纠纷存在实际联系，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随着涉外民商事交易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上述限制性规定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需要以及弱化实际联系的国际趋势已不相匹配。因此，取消“实际联系”要求的立法变革，体现了充分尊重涉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与顺应国际趋势的大国态度，从制度设计上清晰体现了鼓励境外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导向。

实践中，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所作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是协议管辖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在非涉外的协议管辖领域，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管辖协议将被认定为存在效力瑕疵乃至无效。如果涉外管辖协议出现此类情形，其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立法沿革及意旨可以看出，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管辖规则，均不应对管辖协议的法律效力构成影响。尤其是协议一方或双方为外籍当事人时，当事人通常并不熟悉我国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及相应司法实践，如要求当事人将协议选择的法院明确至特定法院，不利于充分保障其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自主意愿。因此，只要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达成了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合意，我国法院即据此享有司法管辖权。

在管辖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具体管辖法院又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司法管辖权的产生依据来看，一国法院既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法定管辖权，也可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行使协议管辖权。外国当事人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能够体现当事人对于该国司法能力与法治环境的充分信任。因此，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的条件下，应当最大程度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给予当事人通过补充协商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机会。另外，具体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司法管辖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予以审查处理。（吴金水）

原标题：涉外民商事司法管辖前沿问题探究

□ 吴金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近年来，我国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高速攀升态势。实践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新型管辖连接因素不断出现；二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方式，约定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明显增加。面对不断更新迭代的司法需求，2023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管辖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何准确理解与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司法管辖的精神与意旨、如何以依法行使涉外司法管辖权为载体，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治理，有效树立大国司法形象，需要结合审判实践持续探索研究。

关于“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理解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可以根据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来确定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即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以及代表机构住所地。因上述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均得以完整保留，实践中通常将上述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称为传统管辖连接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与全球国际经贸关系的纵深推进，传统的管辖规则已经难以适应跨境交易往来的现实需要。如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投资或进行跨境贸易时利益受损，所涉诉讼可能难以归入上述6类地域管辖的覆盖范围，若严格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管辖，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向我国法院寻求救济。在涉及关键领域、重要产业的纠纷中，还可能因缺少管辖权依据导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现象。有鉴于此，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中增设“适当联系”管辖规则，规定除符合前述6类地域管辖规则之外，如“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说，“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确立，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与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相比，“适当联系”是一个较为原则、相对抽象的表述。具体何为“适当”，须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论证。因此，如何精准判断涉外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是否达到“适当”这一标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核心所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适当联系”的提法具有其独创性，既有别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所采用的“实际联系”，亦不同于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合理联系”“必要联系”等表述。从体系理解角度看，“适当联系”规则使得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种具体的连接点，而是允许法院基于案件整体情况，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涉外纠纷与我国是否存在必要且适度的关联作出综合判断，在防止管辖权不当扩张与满足实践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判断“适当联系”可以结合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纠纷类型（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可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等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可考虑合同磋商地、相关权利登记地、重要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关联诉讼管辖地等。在综合考量相关连接因素的基础上，还应考虑这些联系的整体“重量”，看其必要性、适当性与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的紧密程度能否在总体上“大体相当”，以确保涉外司法管辖的谦抑性与谨慎性。

对于“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准确应用

随着跨境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纠纷中的管辖连接因素也持续呈现新的形态，对于管辖连接点的具体认定提出了挑战。例如，由于数字贸易的发展以及在线交易模式的普及，“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分辨或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许多当事人倾向于直接援引“适当联系”规则主张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以回避论证是否存在传统管辖连接点的问题。那么，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之间的界限为何？

从法律规范的体系理解与适用顺序来看，应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和第2款作为整体进行理解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为一般地域管辖规则，而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前所述，“适当联系”规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强调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适度性；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相配合，形成“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管辖规则组合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穷尽该条第1款明确列举的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均无法认定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再适用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当联系”规则。换言之，适用“适当联系”规则存在一个前提，即该涉外纠纷中的管辖因素不符合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否则，对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将会超出“适当联系”的应有界限，可能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体系的混乱。已有研究显示，一些司法裁判的说理中也出现了对于“适当联系”规则适用的扩大化倾向。这属于对“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理解偏误，应予校正。与此相似，实践中还存在未论证是否符合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径行适用“适当联系”规则，或在当事人应诉前提下仍适用“适当联系”规则的情形，均属于对现行涉外法定管辖规则的错误适用，应当予以避免。

关于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

取消涉外纠纷与管辖法院之间需具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性要求，是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亮点。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中，对于涉外管辖协议的要求仅限于“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即只要求当事人之间就选择我国法院管辖达成书面形式的明确合意。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在2012年修正时，民事诉讼法曾删除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将涉外协议管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统一规定于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必须与纠纷存在实际联系，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随着涉外民商事交易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上述限制性规定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需要以及弱化实际联系的国际趋势已不相匹配。因此，取消“实际联系”要求的立法变革，体现了充分尊重涉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与顺应国际趋势的大国态度，从制度设计上清晰体现了鼓励境外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导向。

实践中，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所作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是协议管辖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在非涉外的协议管辖领域，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管辖协议将被认定为存在效力瑕疵乃至无效。如果涉外管辖协议出现此类情形，其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立法沿革及意旨可以看出，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管辖规则，均不应对管辖协议的法律效力构成影响。尤其是协议一方或双方为外籍当事人时，当事人通常并不熟悉我国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及相应司法实践，如要求当事人将协议选择的法院明确至特定法院，不利于充分保障其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自主意愿。因此，只要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达成了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合意，我国法院即据此享有司法管辖权。

在管辖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具体管辖法院又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司法管辖权的产生依据来看，一国法院既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法定管辖权，也可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行使协议管辖权。外国当事人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能够体现当事人对于该国司法能力与法治环境的充分信任。因此，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的条件下，应当最大程度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给予当事人通过补充协商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机会。另外，具体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司法管辖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予以审查处理。（吴金水）

原标题：涉外民商事司法管辖前沿问题探究

□ 吴金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近年来，我国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呈现高速攀升态势。实践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行使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破传统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新型管辖连接因素不断出现；二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方式，约定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案件明显增加。面对不断更新迭代的司法需求，2023年，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就管辖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何准确理解与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司法管辖的精神与意旨、如何以依法行使涉外司法管辖权为载体，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治理，有效树立大国司法形象，需要结合审判实践持续探索研究。

关于“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理解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可以根据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来确定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即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以及代表机构住所地。因上述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均得以完整保留，实践中通常将上述6类地域管辖连接点称为传统管辖连接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与全球国际经贸关系的纵深推进，传统的管辖规则已经难以适应跨境交易往来的现实需要。如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投资或进行跨境贸易时利益受损，所涉诉讼可能难以归入上述6类地域管辖的覆盖范围，若严格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管辖，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向我国法院寻求救济。在涉及关键领域、重要产业的纠纷中，还可能因缺少管辖权依据导致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现象。有鉴于此，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中增设“适当联系”管辖规则，规定除符合前述6类地域管辖规则之外，如“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说，“适当联系”管辖规则的确立，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与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相比，“适当联系”是一个较为原则、相对抽象的表述。具体何为“适当”，须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论证。因此，如何精准判断涉外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是否达到“适当”这一标准，是适用这一规则的核心所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适当联系”的提法具有其独创性，既有别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中所采用的“实际联系”，亦不同于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合理联系”“必要联系”等表述。从体系理解角度看，“适当联系”规则使得司法管辖权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法条明文列举的几种具体的连接点，而是允许法院基于案件整体情况，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涉外纠纷与我国是否存在必要且适度的关联作出综合判断，在防止管辖权不当扩张与满足实践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从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判断“适当联系”可以结合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纠纷类型（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可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等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可考虑合同磋商地、相关权利登记地、重要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关联诉讼管辖地等。在综合考量相关连接因素的基础上，还应考虑这些联系的整体“重量”，看其必要性、适当性与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的紧密程度能否在总体上“大体相当”，以确保涉外司法管辖的谦抑性与谨慎性。

对于“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准确应用

随着跨境交易模式的不断更新，纠纷中的管辖连接因素也持续呈现新的形态，对于管辖连接点的具体认定提出了挑战。例如，由于数字贸易的发展以及在线交易模式的普及，“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分辨或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许多当事人倾向于直接援引“适当联系”规则主张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以回避论证是否存在传统管辖连接点的问题。那么，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之间的界限为何？

从法律规范的体系理解与适用顺序来看，应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1款和第2款作为整体进行理解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住所地”管辖规则为一般地域管辖规则，而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前所述，“适当联系”规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强调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适度性；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与“适当联系”规则相配合，形成“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管辖规则组合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上，应当在穷尽该条第1款明确列举的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均无法认定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再适用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适当联系”规则。换言之，适用“适当联系”规则存在一个前提，即该涉外纠纷中的管辖因素不符合前述6类传统管辖连接点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否则，对第二百七十六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将会超出“适当联系”的应有界限，可能导致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体系的混乱。已有研究显示，一些司法裁判的说理中也出现了对于“适当联系”规则适用的扩大化倾向。这属于对“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管辖规则体系的理解偏误，应予校正。与此相似，实践中还存在未论证是否符合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即径行适用“适当联系”规则，或在当事人应诉前提下仍适用“适当联系”规则的情形，均属于对现行涉外法定管辖规则的错误适用，应当予以避免。

关于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

取消涉外纠纷与管辖法院之间需具有“实际联系”的限制性要求，是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亮点。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中，对于涉外管辖协议的要求仅限于“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即只要求当事人之间就选择我国法院管辖达成书面形式的明确合意。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立法沿革可以发现，在2012年修正时，民事诉讼法曾删除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将涉外协议管辖与非涉外协议管辖统一规定于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必须与纠纷存在实际联系，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随着涉外民商事交易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上述限制性规定与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需要以及弱化实际联系的国际趋势已不相匹配。因此，取消“实际联系”要求的立法变革，体现了充分尊重涉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与顺应国际趋势的大国态度，从制度设计上清晰体现了鼓励境外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法律导向。

实践中，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所作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是协议管辖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在非涉外的协议管辖领域，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管辖协议将被认定为存在效力瑕疵乃至无效。如果涉外管辖协议出现此类情形，其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立法沿革及意旨可以看出，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管辖规则，均不应对管辖协议的法律效力构成影响。尤其是协议一方或双方为外籍当事人时，当事人通常并不熟悉我国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及相应司法实践，如要求当事人将协议选择的法院明确至特定法院，不利于充分保障其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自主意愿。因此，只要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达成了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书面合意，我国法院即据此享有司法管辖权。

在管辖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但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具体管辖法院又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司法管辖权的产生依据来看，一国法院既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法定管辖权，也可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行使协议管辖权。外国当事人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能够体现当事人对于该国司法能力与法治环境的充分信任。因此，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的条件下，应当最大程度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给予当事人通过补充协商确定具体管辖法院的机会。另外，具体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司法管辖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予以审查处理。（吴金水）